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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究竟需要什么樣的高考改革

來源:高校資訊 發布時間:2019-0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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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守住了底線

4月23日,廣東、湖北、江蘇等8省同日發布了各省《深化普通高等學校考試招生綜合改革實施方案的通知》(以下簡稱《通知》),即從2018年秋季入學的普通高中一年級學生開始參加新高考,并按照具體的改革方案參加高等院校的招生錄取工作。

以湖北省公布的新高考改革方案為例,經過梳理 ,總結出以下幾點主要重大變化:

一是與之前新高考改革的6省所實行的3+3科目組合不同,這次高考改革的8省市將采用“3+1+2”模式。

具體而言,考生的高考成績由語、數、外三門全國統一考試科目成績和3門選擇性考試科目成績組成,其中必須在物理和歷史中選1門為首選科目,而在思想政治、地理、化學和生物學中選擇兩門為再選科目。3門統考成績與1門首選科目成績按照原始分計入總成績,而2門再選科目成績則按照考生該科目成績在全省的排名來計算等級分計入總成績,以體現科學公正。

二是要求完善普通高中學生綜合素質評價制度,并且作為高等院校招生錄取過程中的重要參考。評價內容則主要是由學生的思想品德、學業水平、身心健康、藝術素養、社會實踐等內容構成。

需要指出的是綜合素質評價工作依托各省普通高中學生綜合素質評價管理系統進行,學生在教師指導下收集典型事實和標志性成果,寫實紀錄、公示審核,形成學生綜合素質檔案。

三是普通高等學校考試招生改革。

高等學校根據自身的辦學定位與培養目標,提前公布“專業組”的選擇性科目報考要求,按照物理和歷史分類編制招生計劃、分類劃定分數線。高等學校依據考生總成績,參考綜合素質評價,按“院校專業組”的方式實行平行志愿分類投檔錄取。

整體來看,這次8省公布的新高考改革方案相較于北京之前發布的方案,溫和了許多,其最關鍵的點在于沒有突破招考統一的制度底線。也就是說此次的高考制度改革主要集中在考試改革的范疇,并沒有改變普通高校依據考生的高考總成績來擇優錄取的基本原則。

至于《通知》中所說的高等學校在招生時參考學生的綜合素質評價,文件表述得比較模糊曖昧,沒有給出具體的操作與評價方案。進一步而言,就是最新的一輪高考改革方案中,沒有對學生的綜合素質評價進行賦值,尤其是沒有列為高考總成績的組成部分,并且在《通知》的招生錄取部分,也說明了高校需要且只能提前向社會公布各專業組選擇性考試科目的報考要求(每個專業組不超過3門,且其中物理、歷史必選1門),而并不能提前說明對考生綜合素質評價的要求。

新高考政策中“兩依據,一參考”的考試招生原則,從某種程度上暗示了考生的高考總成績還是高校錄取選拔最重要的判斷依據,考生的綜合素質評價并不與其高考總成績在同等價值取向上影響最終錄取結果,這是新高考制度改革釋放出來的政策信號。

那么在招考仍然保持統一的政策意涵前提之下,再來具體看這輪新高考改革,會發現其基本思路是擴大了考生與高校雙向選擇的空間。

從考生的角度而言,其選擇空間從原來的文、理分科進入到了現在的12種排列組合,同時因為在物理和歷史中必選一門,還是延續了之前文、理分科的傳統,這也是為了更好地與高等教育中自然科學與人文社會科學所需要的學力基礎相匹配,將這兩門科目作為首選科目,有利于考生進入大學開展更為專業的訓練與學習。

因此,這次首選科目的制度設計是綜合了高校人才培養與學生自主選擇權的科學方案,延續了之前高考制度的正確經驗,而并非某些教育專家片面所說的只是限制了學生的選擇權。

然而,需要明確的是,考生科目選擇權的擴大必然帶來新高考制度執行成本的提高和執行效果的偏差。

在教育縣級財政供給的區域差異背景下,受到學校師資、校舍、行政管理成本等資源的限制,很多中西部地區學校都無法完全實現考生的多種選擇,并且不同高中仍有自身的辦學優勢和特長,也會提供學校“套餐制”替代選課走班,引導學生的選科行為。所以,為了實現考生抽象的選擇權利,最終可能還是回歸平常,但是卻增加了大量的政策執行成本。

其次,新高考改革也擴大了高校招生錄取的自主空間,主要表現在從原來考生報考院校轉變到現在的院校專業組。

高校需要提前公布各專業組所需要的選擇性考試科目報考要求,學生想要考入自己心儀的大學,就不僅要有好成績,還要提前決定自己的選擇性科目,從高一入學開始就要設計自己的高考志愿。

從制度設計上來看,這固然是學生與高校雙方都獲得了更多的選擇空間,雙方的權利都得到了進一步保障,但其實,高校招生的邏輯是能夠有更多的學生報考并遴選,而考生選科的邏輯亦是能有更多的高校及專業能夠選擇,二者都期待在既有選擇權利基礎上實現選擇空間的最大化。

那么可以預見,除開某些交叉性學科(比如地理學、建筑學、經濟學等之前文、理兼收的學科),大部分高校專業組還是會避免過分地“標新立異”(例如物理+思政+生物)。尤其是考慮到文、理科在研究過程中存在符號思維和文字思維的區別、邏輯思維與建構思維的區別,之前文、理科目之間還是有訓練的相同性。而考生除非有非常專注的專業之外,為了擴大自己的選擇空間,也會傾向將自己的科目配置得比較“大眾化”。

當然,這對于那些交叉性學科而言,確實能夠更加精準地對接自己想要招收和培養的學生類型,是一種制度上的創新,高校根據自身的辦學定位和培養目標來制定高考錄取方案,也是要配合雙一流大學建設,表現得越來越專業化。

最后,將學生綜合素質評價作為高校錄取過程的重要參考,從政策話語上也是擴大了高校的自主選擇空間。

之前也說到,在錄取標準的政策暗示性上,沒有賦予學生綜合素質評價與高考總成績同等的重要性。而在分析話語上,學生綜合素質評價如何發揮作用,既要看高校在錄取過程中如何對其賦值,同時也要明確綜合素質評價權還是在各省的高中學校手中(即各省的綜合素質評價管理系統),這就形成了高校權利與地方權力之間的一種張力。

就地方高中而言,除非非常突出和典型的事件和成果,一般都會進行形式化的處理,不然就很容易由于不平均造成地方治理的壓力;對于高校而言,如果將學生綜合素質評價作為實質性的評價標準,那就必須有過硬的說服力和明晰的解釋,這也導向了那些有突出成果和典型事例的學生,最終的結果就是綜合素質評價在最初的幾屆中會以形式主義為主,而且,它能夠在高考錄取時發揮實質性作用的,肯定是在拔尖生的競爭中,對絕大部分中等生的影響應該不會太大。

只要高考還保持著高度的選拔性特質,那么素質教育評價應試化和分層化就不可避免!一旦高校把素質教育評價實質性執行以后,就逼迫著學生和家長必須要在這塊上面下功夫,“不做心里沒底,做了搞個沒完”,用房寧老師的話來說:沒有條件非要硬上,怎么能不形式主義?最后只會對高中教師和家庭培養的要求更高,并且造成更多的不均衡。

教育競爭應當保持在學生的校內競爭,而不應過分擴展到家際的原生資本競爭。我們推崇學生的綜合素質發展與綜合素質評價,但是將其直接納入高考評價,賦予高校利用綜合素質評價的特權的合法性,還是需要慎之又慎。

為了厘清這個問題,就需要來探討一個更根本性的問題,即在我們國家,高考或者考試制度的制度屬性與政治屬性是什么,我們需要什么樣的高考制度改革。

二、我國高考的制度屬性與政治屬性

考試招生制度是我們國家基本的教育制度,而高考則是這一原則的集中體現。這就意味著,我們國家的高考制度有著極為重要和突出的政治屬性,背后有明顯的國家目標,我們不能僅僅從技術層面、簡單的權利層面來認識乃至決定高考制度。因此,就需要厘清高考制度的歷史變遷與制度屬性。

高考制度是我們國家一項重要的選拔和篩選人才的公共制度,這是自1983年以來高考制度逐漸確立的制度屬性。

在1983年之前,高考承擔雙重任務,一是引導高中及以下教育方向和教育內容的安排,二是作為選拔和篩選制度,但出現了學校和家庭圍繞高考考試科目進行學習,放棄非考試科目的現象,高中教育導向有所偏頗。為此1983年國家教委改革考試制度,建立高中畢業會考制度,將水平考試和選拔考試分開,這次新高考改革中的高中學業水平考試也是這一改革遺產的體現。此后在1994年、2000年教育部多次發文,對這一制度進行完善,把高考制度職能與學業水平考試制度職能區分開。

多次高考制度改革的核心是其職能逐漸單一化,其作為選拔和篩選人才的制度也越來越明顯,既要保證人才選拔的公平性和科學性,減少選拔結果的誤差,同時也要保證選拔的人才能夠繼續進入高等學校學習,具備進入更高階段培養所應該具備的素質。用統一的選拔標準和統一的考試科目,將考試的原始分數作為唯一的錄取依據,這樣做的好處是標準統一,操作方便,便于監督,運行起來成本也較低。

一項公共政策或者改革需要考慮三種屬性,即其目的屬性、政治屬性和可操作屬性。就現有的高考改革方向而言,其目的屬性是非常明確的——增加學生和高校的相互選擇權,總體目標是形成“分類考試、綜合評價、多元錄取的考試招生模式”,還要通過高考改革來引導高中及以下的教育方向和教育內容,深入推進素質教育。

在這種改革的目的屬性之下,高考選拔的制度屬性開始弱化和模糊,并承擔起多種目標任務,這種目標屬性集中體現在前兩輪高考改革設計方案中,主要是從增加考試次數,取最高成績計入總分;高考科目改革,擴大學生選科的自主權;改革成績記分方式以及最令人擔憂的招考分離。

這些改革的目標屬性充斥許多理想化的成分,就必然造成對公共政策的可操作屬性的擠壓,簡而言之,高考改革方案的復雜性會不斷地凸顯和絞合社會現實的復雜性,尤其是將家庭的社會經濟分化在政策執行中放大。

為了應對這些復雜性和風險性,無論是學生家長還是高中高校乃至地方主管部門都會出現很多策略主義的行為,去年浙江省出現的英語閱卷問題,就是為了解決兩次考試難度系數和分數相關問題而出現的。而某些教育專家卻還是對這些問題現實視而不見,固執地強推高考改革中不合時宜的部分,最終只能是在“頂格管理”的要求下,流于形式主義。

新高考改革無論朝著哪個方向,都不能忽視這項基本制度的政治屬性,可惜的是目前高考改革的主事人似乎都沒有認真對待和研究這一問題。

高考作為一項公共制度,應該在國家利益、學生利益、高校利益之間實現平衡,新高考改革不能淡忘了國家利益這一政治屬性。正如之前所說,高考制度是我國在教育領域的一項頂層設計,其最重要的職能就是公平公正地選拔人才,確保教育和高考發揮社會階層通暢流動的政治功能。

高考改革的目標屬性應該從屬于高考制度的政治屬性,而不是與其對立,一味地追求考試招生中學生和高校的自主權,這會讓整個高考制度變得越來越腫脹,執行過程越來越復雜,其集中的制度職能變得分散,最終會掩蓋和削弱其政治屬性。無

論是現行高考方案還是最新8省的高考改革,還是回到了其基本職能上來,聚焦于解決主要矛盾,選拔標準和依據非常清晰,易于理解,操作程序也比較透明簡單,監管成本也相對較低。

三、我們需要什么樣的高考制度改革

考試招生制度是我們國家基本的教育制度,高考改革關乎千家萬戶,在推行高考制度改革之前,首先要回答我們到底需要什么樣的高考制度改革,我們當前的改革缺少的不是決心、不是思潮甚至也不是資源,而是理性的判斷和踏實的調研。

高考不是懸浮在真空中的教育制度,而是在城鄉差異中、區域差異中、文化差異中、社會家庭差異中具體執行的,如果只是在文字層面上來縱橫捭闔,那么高考制度改革就會走向死胡同。如果不務實地正視高考改革過程中已經出現的問題,理解其發生機制,那么高考改革就會伴隨巨大的風險。

我堅信,只有呼嘯地走向中國教育實踐,進行大量的社會調研,才能搞清楚現階段,我們到底需要什么樣的高考制度改革,哪里能改、哪里又不能改,這是一個歷史性的大問題,還需要進行深入的探討,切不可盲目地想當然。只有看到高考制度乃至整個教育實踐的復雜性,厘清其深刻的運行機理,才能更加穩妥地推進高考制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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