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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鵬 等:中國職業教育哲學的嬗變、規律與展望

來源:職教專題 發布時間:2018-11-29

大家都在關注: 空乘學校學費排名 高鐵乘務專業就業前景 學校開放日預約

近十年來,中國經濟發展迅速,GDP從2007年的268019億元人民幣增加到2016年的743585億元人民幣。盡管近兩年GDP增長率有所下降,但仍然維持在7%左右的水平。2016年GDP總量排名全球第二,增長率排名世界第六。在未來的一段時間內,中國經濟將從高速增長進入高質量增長階段。無論是經濟的規模增長還是高質量發展都需要大量的人力資源供給,尤其是高技能人才對國民經濟的發展起著重要的引擎作用。根據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發布的最新數據顯示,2017年第三季度全國97個所調查城市對高技能人才需求強烈,供需嚴重失衡,高級技能人員、高級工程師和高級技師崗位空缺與求職人數的比率分別為2.09、2.08和1.92[1]。一系列數字的對比提示我們思考這樣一個問題:我國如何培養一批訓練有素的高技能人才來支撐國家經濟的發展呢?在此基礎上,又應該如何響應新時代全國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呢?關于職業教育與社會發展、人的發展之間的互動關系,有很多研究者紛紛展開論述并建言獻策,但是他們卻忽視了一個隱藏在職業教育發展背后的哲學基礎。哲學是什么?哲學的功能何在?美國學者埃利亞斯(Elias)和梅里亞姆(Merriam)認為,哲學可以澄清問題,幫助人們做出合乎情理的決定[2]。這同樣可以用來解決中國職業教育的發展問題。因此,本研究旨在通過考察中國職業教育哲學發展的歷史,總結背后發展的規律,進而展望中國職業教育的未來發展趨勢。

 

一、中國職業教育哲學的歷史嬗變

 

中國職業教育哲學源遠流長,伴隨著整個職業教育乃至教育的發展史,并與國家政治哲學聯系在一起,在特定的時代發揮著其特有的價值,促進著職業教育不斷走向完善。關于中國職業教育哲學的發展史,筆者在此前的一篇研究成果中將其分為六個階段[3]。本研究在之前研究的基礎上進一步深化和完善,并將其分為七個階段。

 

(一)1840年以前:儒家思想狹縫中職業教育的萌芽

 

在19世紀末之前,中國的傳統哲學儒家思想統治了中國教育領域達2000多年的時間,在“三綱五常”“學而優則仕”的封建社會里,職業教育并沒有得到充分的萌芽。在儒家思想里,教育的目的是通過培養君子來建立一個理想的社會秩序,但它卻沒有給予技術技能一個合法的地位,這種技術技能只能由貧窮的孩子在家里跟隨父母或長輩學習,而不是在學校里進行。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孔子非常鄙視從事體力勞動的人,當其弟子樊遲詢問有關種田的技術時,孔子批評其為“小人”。因為在孔子眼里,“君子向上通達的是道,小人向下通達的是術。”但是,幸運的是,在戰國初期中國出現了原始的職業教育哲學思想,它是由當時墨家的代表人物墨子提出來的。墨子認為,勞動分為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他更為關注體力勞動者的教育,強調農民和工匠技術教育的重要性。墨子作為世界上最早發明風箏的人,精通工藝技術、建筑技術、制造技術,同時還將各種技術傳授給后代,例如他將制作風箏的技術傳給了其弟子魯班,這深刻印證墨子對技術教育實踐的重視。電影《墨攻》中“墨者革離”的守城技術正是對墨家建筑技術的形象隱喻和歷史褒獎。墨子培養的技術人才不僅要懂乎“術”,而且還要知乎“道”,凸顯出“德技雙馨”的人才培養規格,因而其學生魯班成為我國工匠的鼻祖。但是不幸的是,在西漢初年由于統治者推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統治策略,儒家思想就此成為正統的國家政治哲學,此后墨家思想逐漸消失,職業教育沒有得到充分的萌芽,一直沒有取得合法性的地位,更多的是在家庭或手工作坊中通過學徒制的形式呈現。

 

(二)1840-1912年:科學主義與實業教育的引入

 

直到19世紀后半葉,中國職業教育哲學才迎來新的曙光。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以后,為擺脫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命運,促進國家的工業化和現代化,一批教育思想家掀起了學習西方的洋務運動和維新運動,西方科學、技術以及民主思想不斷傳入中國,受西方科學主義思潮的影響,實業教育得以產生。科學主義的代表人物裴斯泰洛齊強調勞動教育的重要性,并認為民眾苦難的根源是缺乏教育,導致他們不會安排生產,因此他通過創辦兒童學校踐行教育與勞動生產相結合的思想。另一位代表人物赫爾巴特認為,職業培訓在國家控制的教育機構里能夠得到更加有效的實施,因為國家需要有效的勞動力[4]。在洋務派和維新派的倡導下,中國各地通過創辦各種新式學堂,學習西方先進技術,培養在造船、軍事、礦物、冶煉、機械制造等方面的國家需要的實用型人才,以達到“救亡圖存”的目的。隨著第一所實業學校福州船政學堂在1866年成立,標志著中國近代職業學校教育的誕生。福州船政學堂“訓練造船制器的工匠”,并雇傭外國工匠“教導中國工匠、匠首及藝童”[5]。隨后,各類學堂在地方如雨后春筍般紛紛建立,不僅包括軍事、工程領域,還涉及農、政、商等行業,但各地的學堂在培養目標、課程設置、學制等方面差異甚大。清政府為進一步規范統一辦學,分別在1902年、1904年、1912-1913年頒布了壬寅學制、癸卯學制和壬子-癸丑學制等一系列現代學制,尤其是在1904年的癸卯學制中,從初等實業學堂、中等實業學堂到高等實業學堂之完整實業教育體系的建立,奠定了現代職業教育體系的雛形。

 

(三)1912-1949年:實用主義與現代職業教育的建立

 

隨著1912年中華民國的成立,實用主義哲學思想開始從美國傳入中國。實用主義哲學在教育領域體現為進步主義教育思潮。進步主義教育的代表人物史奈登認為,學校是社會控制的有效工具,教育是一種“藥劑品”[6],在職業教育方面他倡導真正的“職業教育”,即“一種為裝備青年人走向認知職業而設計的教育模式”,并保證畢業生能夠與經濟活動的世界相一致[7]。這種思想很快被布魯索發揚光大,并最終促成美國現代職業學校系統的建立。民國初年戰亂頻繁,民不聊生,失業率增加,普通民眾的基本生活難以保障。而實業教育逐步走向高大上的發展道路,以培養高級專門人才為主要目標,因此需要一種面向普通民眾的新型職業教育形式。為此,黃炎培提出“實用主義教育”的口號,并在考察美國職業教育后,將蘊含有實用哲學的現代職業學校引入到中國,很快創辦了中華職教社和中華職業學校。黃炎培認為職業教育有三個目的:一是為個人謀生做準備,二是為個體服務社會做準備,三是為世界及國家增進社會生產力做準備,并將其作為中華職教社的根本指導思想。中華職業學校則以“敬業樂群”為校訓,并提出“手腦并用、雙手萬能”的教育原則,以實現“無業者有業,有業者樂業”的教育目的。隨著1922年新學制的頒布,職業教育替代了原來的實業教育,第一次成為中國教育體系的一部分,進而開啟了中國現代職業教育的起點。而后,黃炎培又提出“大職業教育主義思想”,要求職業教育與一切教育界、一切職業界和一切社會界相聯系,奠定了我國現代職業教育辦學模式的天然優勢。隨著1927年南京國民政府的成立,在“三民主義”的教育宗旨下,職業教育得到了進一步發展,在關注國民的“生活之知識”和“生產之技能”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包含初等、中等、高等職業教育在內的現代職業教育體系進一步完善。

 

(四)1949-1978年:馬克思主義與新中國成立后職業教育的改革

 

隨著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社會經濟的重建成為國家政治任務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而職業教育則成為履行這種政治任務的重要手段。在馬克思主義哲學思想指導下,職業教育充分彰顯出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哲學理念。事實上,從1921年開始,在中央蘇區和敵后根據地進行的工農群眾教育和干部教育可以視為在馬克思主義哲學指導下中國共產黨職業教育的雛形。在馬克思主義看來,教育的真正任務就是要揭露和消除隱藏在無產階級頭腦中掩蓋事實真相的虛假意識,從而解放全人類;而且教育應包括智力、體力的發展,以及工藝技術的培訓[8]。“工藝技術培訓”“綜合技術教育”作為蘇聯職業教育的實踐形式,它面向最廣大的無產階級,對中國職業教育的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新中國成立后,在馬克思主義思想的指導下,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領導特別重視“技術教育”,中等專業學校和技工學校都得到重要發展,其面向最廣大的人民群眾,招生政策具有普惠性,對培養新中國所需的高素質勞動者起到積極的歷史作用。在職業教育的具體實踐方式上,馬克思主義的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教育理念得到了充分的發揮,毛澤東認為,無產階級社會必須建立在思想政治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基礎之上,這就需要教育的理論與實踐相結合、工學結合。隨著中蘇關系的惡化,面對當時中國“人多、窮、生活水平低”的社會現實,劉少奇提出的“半工半讀”教育模式成為職業教育新的實踐形式,且符合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哲學原理。然而,在1966-1976年間,隨著“文化大革命”的爆發,職業教育被作為資產階級的產物被拋棄,新中國成立后獲得一定規模發展的職業教育遭受重創。

 

(五)1978-2000年:改良的馬克思主義與職業教育的經濟服務

 

1978年改革開放后,經濟發展作為國家的主要任務被重新確立,職業教育哲學隨之發生變化。但是,馬克思主義哲學并沒有被遺棄,而是隨著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提出,馬克思主義得以中國化發展。馬克思主義認為,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而上層建筑在社會主義社會里,代表著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因而也需要維護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經濟基礎是民生之本,要維護無產階級的利益,必須首先解決好經濟問題。鄧小平認為,教育要更好地服務于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必須要同國民經濟發展的要求相適應,“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而教育在促進科學技術轉化為現實生產力中發揮重要作用。職業教育作為與經濟發展聯系最為密切的教育形式,理應服務于國家經濟發展的需要。改革開放以后長達二十多年的時間里,在鄧小平理論的指導下,符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現代職業教育體系逐漸確立起來。1985年頒布的《中共中央關于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明確了“大力發展職業技術教育”在實現“教育服務社會主義建設”中的重要地位;1991年頒布的《關于大力發展職業技術教育的決定》強調發展職業技術教育對于進一步鞏固工人階級領導的、工農聯盟為基礎的社會主義制度的特殊意義;1996年的《職業教育法》特別指出,職業教育是一項國家教育事業,是促進經濟、社會發展和勞動就業的重要途徑。因此,這一時期的職業教育思想在很大程度上體現為行為主義的取向,在培養目標上注重技術能力的訓練,在課程建設上借鑒德國、美國、國際勞工組織等能力取向的課程模式如CBE、能力模塊課程、項目課程等,在實踐方式上借鑒德國雙元制模式。與此同時,職業教育體系逐漸健全,職業學校教育與職業培訓并舉、職業教育與其他教育互通都在《職業教育法》中得以明確。可以說,行為主義導向的職業教育實踐方式、多元化的職業教育辦學方式為特定時代的中國培養了大批高素質勞動者和技術技能型人才,為經濟社會的發展作出了重要的歷史貢獻。

 

(六)2000-2010年:實用主義哲學的復歸與多元哲學的并存

 

2000年后,實用主義哲學呈現復歸的趨勢。實用主義哲學從社會發展的全方位視角出發,不僅關注經濟社會的發展,也關注人類本體的訴求。“科學發展觀”理論是此時國家政治哲學的代表,“科學發展”意味著經濟的可持續發展、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因此經濟發展不再是國家社會發展的唯一任務,在經濟的粗放式發展達到一定程度的時候,還需關注生態環境的建設。但是在這一時期,經濟的發展仍然是國家戰略的核心內容。因此,此時的政治哲學思想其實融合了儒家思想、馬克思主義、進步主義、行為主義等多元哲學思潮,不僅關注教育的普及與公民素養的提高,還關注社會的協調發展,同時經濟的發展仍然不可掉以輕心。因此,有學者認為,此時中國正處于職業教育哲學思想發展的十字路口,處于中西方哲學的交匯中,很難說朝著某一單一的方向發展[9]。其實,在很大程度上,這一時期的職業教育哲學與旨在協調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關系的實用主義哲學思想更加貼近。在兼顧社會發展的同時,職業教育逐步關注個體的訴求與綜合能力的培養。首先,在服務的對象上,職業教育的面向更廣,普惠性的特點更加彰顯。2002年的《關于大力推進職業教育改革與發展的決定》明確規定職業教育不僅面向初、高中畢業生,還面向城鄉新增勞動者、下崗失業人員、在職人員、農村勞動者以及其他社會成員。時任總理溫家寶在2005年全國職業教育會議上強調,職業教育應該是“面向人人”的教育,應確保讓更多的人能夠找到適合自己學習和發展的空間。其次,在培養目標和教育內容上,綜合素質教育得以進一步強調,2002年的《關于大力推進職業教育改革和發展的決定》特別指出職業教育應加強職業道德教育、文化基礎教育、職業能力教育和身心健康教育。另一方面,此時職業教育服務社會發展的功能仍在彰顯,在2005年《關于大力發展職業教育的決定》中,國家將“大力發展職業教育”作為推進我國新型工業化、解決“三農”問題和促進就業再就業的重要途徑。

 

(七)2010年以來:人本主義哲學的漸顯與職業教育的人性關照

 

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提出,意味著人本主義哲學的意蘊漸顯。2012年以來,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不斷得以孕育和發展,并在2017年十九大報告中得以確立。人本主義哲學關照人之本體,關心個體的完滿發展,關注和諧關系的構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以新時代“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為奮斗目標,對國家未來幾年的發展做了全方位的規劃。據統計,在十九大報告中,“人民”出現了203次,彰顯出新時期黨和政府對廣大人民的關照,彰顯出新時代人本主義哲學的意蘊。新的時期,經濟的發展從高速發展轉向高質量發展,面對“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一些“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的問題亟待解決,其中教育領域仍然存在不少需要解決的問題,因此必須“優先發展教育”。習近平指出,“我們的人民熱愛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穩定的工作、更滿意的收入”。對于職業教育,習近平同樣寄予厚望,認為職業教育不僅是“國民教育體系和人力資源開發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是“廣大青年打開通往成功成才大門的重要途徑,肩負著培養多樣化人才、傳承技術技能、促進就業創業的重要職責”,因此職業教育應“弘揚勞動光榮、技能寶貴、創造偉大的時代風尚,營造人人皆可成才、人人盡展其才的良好環境”,“要加大對農村地區、民族地區、貧困地區職業教育支持力度,努力讓每個人都有人生出彩的機會”。因此,職業教育承載著人人“成才”“成功”“出彩”的重要責任。為實現這些目標,2014年《關于加快發展現代職業教育的決定》和《現代職業教育體系建設規劃(2014-2020年)》等政策文件先后對中國職業教育的發展做出重要規劃,如旨在通過到2020年建成“中國特色、世界水平的現代職業教育體系”為“學生多樣化選擇、多路徑成才搭建‘立交橋’”,完善人才多樣化成長渠道;通過健全技能高考、單獨招生、技能拔尖免試等辦法,為學生接受不同層次的高等職業教育提供多元渠道。人本主義哲學視野下的職業教育不僅關注個體成長路徑的獲取,還關注在此基礎上的職業生活的美好。在這一時期,“工匠精神”得以大力弘揚,每一位值得尊敬的勞動者都獲得應有的社會地位,并在社會中發揚光大。相信經過若干年的努力,到21世紀中葉,每一位職業人都將獲得幸福的“職業生活”,進而為全球“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建構貢獻力量。

 

二、中國職業教育哲學的演變規律

 

中國職業教育的發展建立在特定時代的哲學背景之上,在實踐中不斷得以完善與發展。從以上七個階段的演變歷程來看,中國職業教育哲學的發展主要呈現以下特點:

 

(一)職業教育的發展與國家政治哲學共命運

 

在中國職業教育發展歷史上,相繼經歷墨家思想、科學主義、實用主義、馬克思主義、行為主義、多元哲學思潮以及人本主義哲學的影響,彰顯出中國職業教育哲學嬗變的歷史發展規律。在這一縱向發展的過程中,幾乎每個階段職業教育的發展都與國家的政治哲學緊密聯系,并為國家特殊時期的發展任務貢獻著力量。墨家思想作為中國古代與儒家、道家并列的三大哲學體系之一,在特殊的社會時期對于早期職業教育的萌芽發揮了重要作用,奠定了中國古代工藝技術的基礎。雖然后來儒家作為中國古代正統的哲學思想被國家所貫徹,墨家思想逐漸走向消亡,但是它在民間對職業教育潛移默化的影響依然存在。歐洲科學主義思想是在中國陷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時期中華民族的歷史選擇,尤其是由代表上層階級利益的開明地方官員組成的洋務派在實業教育的引進中起到了積極帶頭作用,他們以“師夷長技以自強”的口號拯救了特殊時期中國的命運,奠定了中國近代職業教育的開端。隨著中華民國的成立,中國進一步借鑒西方教育哲學,在實用主義的影響下,中國現代職業教育得以降生,在面向最基層人民的生計、生活方面發揮了普惠性作用。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中國職業教育與國家政治哲學的命運更加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為促進國民經濟的復興和人民生活的幸福,國家政治哲學一直在不斷地更新與完善,在此基礎上的職業教育也在不斷豐富著其服務的職能。職業教育作為國民教育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理應與國家的命運共始終,與民族的命運同“甘苦”。

 

(二)結構功能主義理論始終蘊意其中

 

不同時期的職業教育哲學尤其是20世紀以來的職業教育哲學在歷史的實踐中也蘊意有另一顯著的共同特點,即體現著一定程度的結構功能主義意蘊。結構功能主義認為,社會由一系列相關的部分組成,為了運行良好,這些要素必須相互協調一致,任何超乎尋常的因素都會導致要素之間的沖突,進而引發整體社會的非和諧狀態[10]。中國職業教育雖然在歷史的不同階段執行著特殊時期所需的特定職能,但總體呈現出結構功能主義的哲學視角,即在尋求職業教育不同功能方面的統一性。黃炎培提出職業教育之“為個人謀生做準備”“為個體服務社會做準備”“為世界及國家增進社會生產力做準備”三重遞進式目的,正彰顯出特殊時期職業教育在服務個體的基礎上完善社會秩序的重要價值。社會、國家、世界由每一個個體組成,只有處于其中的所有個體的生計得到基本滿足之后,才能談及社會的發展、國家的繁榮和世界的進步。在此基礎上,黃炎培提出大職業教育主義思想,更是對結構功能主義的另一視角的闡釋,即在職業教育的實踐中,只有關注職業教育與其他教育、與職業世界、與社會各界的聯系,才能實現職業教育本身的完善和健全發展。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很長的一段時間內,社會經濟的發展是第一要務,因此職業教育在發揮服務經濟發展功能中起到了直接的作用。但是經濟的發展不代表經濟本身的發展,經濟的發展意味著社會生產力的提高,代表著廣大人民群眾生活水平的改善,這正是職業教育結構功能主義的重要體現。新的世紀以來,職業教育哲學開始逐步關注社會生態、綠色發展、人類文明等話題,科學發展觀、人民美好生活幸福的滿足、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正是新時期社會關注的重點,職業教育作為“國民教育體系和人力資源開發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人人皆可成才”“人人盡展其才”“人人皆可出彩”的服務個體職能的過程中,必將促進“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最終建構,是對結構功能主義的最為充分的注釋。

 

(三)中國傳統哲學與西方哲學思想的結合

 

中國職業教育在歷史的發展中,融匯了中國傳統哲學和西方近現代哲學思想的影響。一方面,儒家哲學作為中國傳統哲學的代表對職業教育的影響深遠。儒家哲學對“圣人”“賢人”“君子”的培養是為了維護社會良好的秩序,體現出強烈的結構功能主義意蘊。受這種思想的影響,中國職業教育在不同時期都強調個體道德修養、綜合素養的培養。黃炎培認為,職業教育在幫助個人獲得“一技之長”“自求知識的能力”“堅定的意志和優美的感情”的終極目的就是造就“健全優良分子”,以促使個體在獲得適當生活的同時,推動社會的進步和國家的發展。黃炎培尤其強調“精神陶冶”的價值,認為“高尚純潔的人格”“博愛互助的精神”“俠義勇敢的氣概”“刻苦耐勞的習慣”是支撐個體完成社會使命和職業任務的根本精神。在新的時期,“堅持立德樹人”成為教育(包括職業教育)發展的根本任務,這既是對高素質、高品格人才培養的訴求,也是對中華傳統美德的繼承,“德技并重”是對新時期職業教育培養目標的最好詮釋。另一方面,自從1840年鴉片戰爭以后,中國職業教育的發展一直受到西方哲學思想的影響,尤其是在科學主義思想引導下傳入的實業教育以及實用主義哲學影響下引入的現代職業教育,在中國職業教育發展史上都具有里程碑的意義。面臨著空前的民族危機和祖國的悲慘命運,先進的教育思想家將西方的教育理念或實踐方式引入中國,并結合本國的實際進一步本土化,促成了中國近現代職業教育的產生,進而職業教育體系不斷走向系統化。新中國成立后從蘇聯引入的“技術教育”促進了我國技工教育的發展,豐富了職業教育的內涵和實踐形式。改革開放以后,中國雖然逐步建立起適合本國社會發展的職業教育體系,但是在課程模式、教學方式等微觀實踐層面卻也借鑒了德國雙元制和行動導向教學法,促進了職業教育實踐形式的靈活化。時至今日,融合中西方哲學思想的職業教育仍在中國不斷進行著,但“具有中國特色的職業教育”在世界已經成為一個名片。

 

三、中國職業教育哲學的未來展望

 

在新的時代,面對中國經濟由高速發展轉向高質量發展,為滿足新時代廣大人民群眾對職業教育的新需求,未來中國職業教育的哲學理論該走向何方?為此,筆者提出以下思路建議:

 

(一)人本主義哲學應更加彰顯

 

在前面論述中已經提及,中國職業教育實踐在21世紀以來尤其是2012年以來體現出逐漸增強的人本主義意涵。人本主義宣稱對“個體、人類內在尊嚴、人性權利和價值……的神圣不可侵犯性”[11]。在新時代的中國,面對廣大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職業教育應基于人本主義理念,解決發展過程中存在的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中國職業教育在發展體系上,應包含從職業技術啟蒙教育、職業技術準備教育到職業技術繼續教育在內的完整體系。應基于個體的潛能在基礎教育階段開啟部分學生對技能型崗位的向往,為職業技術準備教育提供優質的生源;職業技術準備教育不應是終止于專科教育的斷頭式教育,應包含更高層次的職業學歷教育,以便為更多的學生成就出彩的人生提供更高的舞臺;職業教育應基于終身教育的理念,為更多的社會成員提供職業培訓的機會,滿足他們對更新工作崗位、提升職業技能和幸福職業生活的渴求。“勞動光榮,技能寶貴,創造偉大”,職業作為個體的生活方式和服務社會的媒介,沒有高低貴賤之分,每一位勞動者都有值得尊敬之處,每一位技能型人才都有匠人之心、匠人之魂。現代職業教育不僅要培養“德技雙馨”的高素質勞動者和技能型人才,更需要弘揚勞模精神和工匠精神,使每一位工匠都能找到人生出彩的機會,進而為社會貢獻高貴的人生價值。

 

(二)后現代主義思想應被關注

 

職業教育發展的不平衡性還體現在群體之間發展的不平衡性,因此后現代主義哲學需要被關注。后現代主義強調個體差異性、主體多元性,滿足每一位個體的自主、充分發展,在某種程度上是人本主義哲學的一個重要分支。在未來職業教育的發展中,不僅要關注職業教育的規模發展,更應該關照規模化發展之下的各個維度的均衡發展。例如,目前實施的中等職業教育免費政策乃是對經濟弱勢群體的一種教育補償,為他們獲得更高級別的教育、免于早期輟學提供了公益平臺,進而增強了職業教育的吸引力。然而,高等職業教育的學費卻在很大程度上高于普通本科教育的學費,且生均撥款低于后者,這無疑對于經濟弱勢者圓高等教育的夢設置了一道屏障,職業教育的吸引力也在中等職業教育階段戛然而止。因此,高等職業教育在這方面應做深刻反思。與此同時,殘疾人群體是另一個必須關照的群體。在大多數殘疾人無法通過正常的渠道進入普通基礎教育和普通高等教育的路徑時,職業教育應承擔起培養、培訓其“一技之長”的職能,為他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奠定最為基本的物質基礎。建議有條件的職業院校應試點開設面向殘疾人的專業學院,為不同殘疾程度、殘疾性質的個體量身定制適合其生涯發展的職業項目,進而指導與跟蹤其職業技能的成長。甚至在硬件設施方面,有條件的職業院校應有足夠的配套,為殘疾人群體正常的學習生活提供基本的保障。

(三)中國傳統文化的根基應保留

 

習近平同志在十九大報告中強調,“文化自信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發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中華民族在悠久的歷史發展中,積淀著優秀的傳統文化,其中儒家哲學便是重要的文化之一。“德技兼備”之“德”,工匠精神之“魂”都是儒家哲學與中國現代文化相結合的最好詮釋,更體現出中國傳統文化對當代職業教育人才培養目標的重要影響。全體人民的共同幸福、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離不開每一位社會公民的共同參與,美德、公德、奉獻精神、兼愛他人是成就美好社會公民的最為基本的素養。因此,職業教育必須堅持把“立德樹人”作為發展的根本,培養“健全的優良分子”。除此之外,道家哲學作為中國土生土長的哲學思想在職業教育具體實踐中也有重要的指導意義。有研究者認為,問題解決、基于問題的學習、獨立性學習都是道家思想的重要體現[12]。對于個體學習者而言,問題解決是其內心交流的一種重要方式,因此在學習的過程中,必須沉下心來,排除外界的干擾,感知知識在腦海的交匯中答案的自動浮現。與此同時,道家思想還倡導教育者和政策的制定者在尋求解決方案時不應“技術至上”,而是應從長遠的眼光出發,關注社會的最好發展[13]。這正是對結構功能主義的最好補充。在新的時期,職業教育必須為人民美好生活的實現提供全方位的條件,而不僅僅是最為基礎的操作性的謀生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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